1989年颁布得最多，共颁布两类法律文件349部。
也正是在系统的结构耦合中，刑法才可能不断认识到自身判断与外部领域判断的差异，并试图作出调整。与其将兜底条款定位为刑法对社会领域运作逻辑的直接调整，不如将刑法看成对经济理性及其自我限制失灵后的一种补充。
实定宪法模式下形成的系统间结构耦合与内部多重分化使得司法成为法律系统沟通的中心。通过其自身的操作封闭，诸功能系统为其自身创造了一些可以恣意地从内部强化或向外部扩张其自身理性的领域，而不顾其他社会系统，也不顾及它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这体现在宪法思维为国家刑罚权边界问题研究提供的新思路。[19]同注[8]，第124-125页。[7] See Christian Borch,Systemic Power Luhmann, Foucault, and Analytics of Power, Acta Sociologica, Yol 48, No.2(2005), pp.155-167. [8]参见[德]托依布纳：《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陆宇峰译，纪海龙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宪法的反身功能与行政系统的目的性决策机制不具亲和性。在社会权力对基本权利造成结构性的危害状态时……基本权利便会对私法关系(间接地)发生效力。近年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一些同志往往把加强立法、完善制度作为解决问题的必须途径、首要途径甚至唯一途径。
是否有上位法授权，可以作为一条参考标准。再如，修订后的《立法法》明确授权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设区的市、自治州政府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一、为什么要研究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法律、法规、规章是调整经济社会关系、进行制度建设的基本载体。此外，每年能列入人大立法计划的项目相对较少，而有些工作又迫切需要有制度依据，对于短期内难以列入人大立法计划的项目，可以在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前提下，先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将来再上升为法律或地方性法规。
法律、法规、规章的数量应当符合国家治理实际需要，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成本效益分析是制度建设必要性论证的一个重要方法。
然而，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除了法律制度外，还有政策、道德、乡规民约、公序良俗等。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二是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需要及时修改制度，如配合放管服改革而修法。
通过立法程序凝聚社会共识，使法律制度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比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要巩固改革成果，就必须将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规则和标准通过制定或者修改法律法规的方式确立下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时代背景下，要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效率，应当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论证工作。
一是上位法对法律、法规、规章的设定权限作了规定。如果现有制度之间不存在冲突，而且通过执行现有制度能够有效解决问题，就可以考虑通过编辑法律制度汇编的方式指导实践，打消无法可依错觉。
三是支持和反对意见均具有较强群众性且观点对立，如仓促出台制度有可能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已有制度的修改完善也要考虑时机，主要有以下情况。
二是拟规范的领域正在或即将进行体制改革、发生重大变化。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很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明确的制度依据，制约了行业发展是否有上位法授权，可以作为一条参考标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涉及社会公众、当事人权利义务尤其是限制或剥夺权利、设定义务或者责任的事项，一般应当制定法律或法规。
二是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需要及时修改制度，如配合放管服改革而修法。加强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
此外，每年能列入人大立法计划的项目相对较少，而有些工作又迫切需要有制度依据，对于短期内难以列入人大立法计划的项目，可以在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前提下，先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将来再上升为法律或地方性法规。二是拟规范的领域正在或即将进行体制改革、发生重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应当分清楚完全没有制度依据和已有一些制度、但分布在若干部法律、法规、规章中的情况。四、如何选择制度载体 在制度建设中，是制定法律、法规还是规章，也是必要性论证的重要内容，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立改废条件不成熟而改革实践又迫切需要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特别授权的方式进行先行先试。特别是在研究阶段，真正弄清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其中有哪些问题是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解决的，而不是简单地使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等肯定正确但过于粗糙的表述方式。
成本效益分析是制度建设必要性论证的一个重要方法。法律、法规、规章的数量应当符合国家治理实际需要，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
比如，《立法法》规定，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应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这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整合已有制度，规范制度实施的标准，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进入专题： 制度建设 。近年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务界，一些同志往往把加强立法、完善制度作为解决问题的必须途径、首要途径甚至唯一途径。
再如，修订后的《立法法》明确授权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设区的市、自治州政府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这里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一般指行政履行职能所涉及的事项。在有些同志看来，某项工作越重要，似乎就越有制度建设的必要，而且层级越高越好、越管用。保护社会公众和当事人合法权益。
没有上位法授权或授权不明确的情况。据此，国务院制定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监会制定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三是有些制度设定之初处罚标准较低，随着时代条件变化，为加大违法成本而修法。制度建设存在障碍的参考标准大致有：一是社会心理不认同，缺乏普遍的民意基础，可能产生道德、伦理等方面风险。
一是上位法对法律、法规、规章的设定权限作了规定。这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区别处理。